冯友兰自述--我同毛泽东的几次交往

　　 作者：冯友兰

　　 我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过了几天，有一个解放军骑着摩托脚踏车到我家，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下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我知道，这是毛泽东派专人给我送回信来了。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

　　 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有一个会开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好像自己的两条腿一样。一个人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不会碰倒一个人。一个会开车的人，在众车之间行走，如果车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决不会碰车。哪个地方车能钻过去，哪个地方钻不过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决定的。我想，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后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像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做“化”。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说出那样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就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

　　 1957年4月11日，是叔明的二姐任锐同志的“忌日”，我同叔明到任锐的墓地(万安公墓)去扫墓，回到家里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钟了。刚一进门，就接到电话，说是毛主席的秘书打来的，说毛主席请我去吃午饭，客已经到齐了，请我马上就去。我向学校要了一辆车就去了。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看见了金岳霖、郑昕、贺麟，他们先已经到了。那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们都坐在西头那一间内谈话。毛泽东问我说：“方才找你找不着，你是在上课吧？”我说：“不是上课，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说：“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我说：“是的。”接着，胡绳也到了。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打过笔仗的人。”毛泽东问郑昕是哪一省的人，郑昕说是安徽的。毛泽东说：“你们安徽出过曹操，曹操是个大人物，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粮食的重要。”说着，就起来往屋子的东头那一间去吃饭。江青也带着小孩们从后面出来了。她那时候看着是一个家庭妇女的样子，吃完饭就又带着小孩们到后边去了，终席没有和客人们谈过一句话。照当时的座位次序看起来，那一次的主客是周谷城。在端上饭来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吃饭以后，又回到西头那一间去谈话。客人们中间有一位人民大学的同志，说他写了一篇关于逻辑的文章，报刊压着没有发表。毛泽东很不以这些报刊为然。这位同志就向毛泽东汇报他的看法和他的文章内容，他讲的时间相当长，毛泽东始终注意倾听。别的客人都很着急，因为他们都想听毛泽东的议论，可是时间被占去了。这位同志一讲完，毛泽东就站起来了，客人们也只好跟着站起来。毛泽东把客人们一直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客人们上车。

　　 1957年毛泽东的那篇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我当时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讲的时候，正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的时期，出席大会的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他的讲话。他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空气非常活跃。在以后听众的发言中，马寅初讲了人口问题、节制生育的重要。

　　 我也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我和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家里开，由他主持。当时我已经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那一篇文章，其中说，一个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继承了。我们常说“学习”，还有一刊物名叫《学习》。孔子所说的“学习”的内容是诗、书、礼、乐、春秋，或者是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它的具体意义，这是不必继承也不可继承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继承。毛泽东一看见我进去，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开会中间，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我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这一段经过，使我联想到1949年徐老给我说的那几句话：“过去的事情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共事了。”毛泽东叫我参加党的会议，这就是认为可以共事了。原来共产党叫徐老对我做思想工作，经过了将近十年，才算是达到目的。可见过去的事是不容易说清楚的，思想改造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见效的。毛泽东说，不可以简单化。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后来正是把这些不可简单化的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把简单化推到了极点，这就形成了十年动乱的浩劫。

　　 1962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我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一点我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将来的计划。当时的执行主席是陈毅，事后有人告诉我说，陈总说我的发言很好，其中讲的有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到闭会那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我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来就座的时候，看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我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他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且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我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态度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以后，我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闭会的时候，毛泽东又接见。闭会之后，主持会的人，送我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主席和我握手时的像，也照上了其他一些人，一个是周扬，一个是刘大杰，一个是周予同。我就此作了一幅对联：

　　 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

　　 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反、修。

　　 这是副“绝”对。刘大杰是搞文学史的，周予同是搞历史的，我是搞哲学的，这就是“三人并列文、史、哲”。下联对帝、反、修，但不能再出现“三”字，就来个“一笔齐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