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资治通鉴》里读到关于三国重臣法正的记载时，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对许世友的评价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党内领导干部的个性的
人们常说许世友是一位传奇人物。所谓传奇，除他的经历外，还包括他的个性。对许的个性，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几次谈到。1967年9月16日，在杭州对杨成武等人说：他们要打倒许世友。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1971年8月31日，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谈话时，毛泽东问了南京军区领导成员的构成情况后，又对许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当面对许世友讲：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也是少文。三次所谈，均涉及许世友的个性，诸如行事有魄力，但犯错误也很果断；能打仗，但缺少些文气；大致不能算是很全面，所以需要有好的“宰相”帮助。其中“犯错误也很果断”之语，或许是指“文革”初期许世友和意图打倒他的人硬碰硬对着干的做法。今天看来，这未必是错误，在毛泽东当时看来，即使有这样的错误，也要保他，至于是否是中规中矩的全面性人才，就更不是问题了。
许世友的行事风格，举“文革”中的两例可知。一例，1968年，张春桥看到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新闻纪录片后，对许说：你的镜头很突出，你是要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吧。许世友把桌子一拍，不客气地予以回击：“放你的狗屁，你才要‘以我为核心’哩！”此事见于许世友自己的回忆文章。再一例，写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毛泽东传》。1973年8月21日晚上，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大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人选，先后提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四人。其他人没有异议，唯独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意思是周恩来一人即可。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周、康、叶）就够了。这明显是对王洪文不满。两天后中央召开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十大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在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后，许世友依然插话陈述自己的观点。当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当众大声反驳：“你有什么了不起！”
按政治生活习惯，许的上述行事风格，确实不能算中规中矩。但在非常时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倒不失为一个亮点，至少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毛泽东从正面去体会和点评许世友的个性，还说要保护他，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党内领导干部的个性的。
“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
早在1945年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说过一段很值得咀嚼的话。他讲：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在七大结束时作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然，对干部的要求和培养，毛泽东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和愿望，即全面发展。体会他各个时期的有关论述，所谓全面发展，大体上可用一些对立统一的概念来衡量。诸如德与才，红与专，文与武，刚与柔，政治与业务，实践能力与学识修养，看得到与抓得起，等等。不过，毛泽东也深知，全面发展，同时兼备各种特长的人才，通常情况下总是少数，也不常有。因此，只能相对地来看待和要求干部的全面发展，只能在干部队伍的整体结构中来追求全面。故毛泽东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明确表示：“我们的选举，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
关于德性和个性、才性的关系，有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
实际工作总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去做的，人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和使用那些在才能上有所偏向，在行事上个性鲜明的人。
譬如德与才的问题。通常都讲德才兼备，这是我们不应该放弃的追求。但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工作任务，真正使用起人来，在强调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有时候则难免有所侧重。中国历史上，在由乱到治的时代，在主要任务是夺取天下的时候，就特别需要能够开拓进取、独立搞出某种局面的人才。因为你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才能弱了就可能掌握不住局面。这种情况下便有放任才能之士的做法，甚至出现曹操那种“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而在治世，在执政天下的时候，追求的是稳定宽和的政治局面，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老百姓，要给社会树立值得崇尚的风气，要给老百姓做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表率。这时候，对为政者德性方面的要求，就绝不是一件小事了。
关于德性和个性、才性的关系，有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即觉得个性鲜明，才性有偏，德性或许就弱。这是把德性片面地理解成为了“中庸”。事实上，德性突出者也是有个性的，才性突出者就更有个性了。孔子评价自己的学生子路，说他的才能可以去治理一个“千乘之国”，但却不满意他的个性太野，经常批评他遇事爱冲动，其实就是觉得子路在德性上不够“中庸”。但子路对儒家信仰的忠诚，对儒家礼仪的维护，却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有些迂腐。打仗的时候，为了遵循老师讲的“儒者死而冠正”的教导，去扶戴帽子才让对手瞅准机会杀死了他。按儒家的“党性”标准，这位个性鲜明甚至缺点突出的人，德性并不亏，在大节上是毫不含糊的。
“何胡子（即何叔衡）是一堆感情”
在个性、才性问题上，就更不能强求一律了。谢觉哉在延安发表过一篇《忆叔衡同志》的文章，里面说到：“在我还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之前，叔衡告诉我：毛润之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物。他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何叔衡曾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一师读书，又和毛泽东一道参加建党，二人相知甚深。毛泽东说他“不能谋而能断”，大概是说他在行事前思密曲谨，非其所长，但在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够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从而在重要关节上发挥其影响力。为什么能够在关节问题上果断而行，是因为有信念在，有勇气在，有感情在。故毛泽东还说过，“何胡子（即何叔衡）是一堆感情”。一堆感情，就不是一堆骨头，一堆肉，而是有灵魂，有精气神，有正义感，一旦触动这些，便能做出非常之举。中央红军长征后，何叔衡被留在苏区。在被敌人包围难以脱身时，他毅然跳崖而死。何叔衡那“一堆感情”，和不能谋却能断的个性、才性，为他的信念也为他的生命，画出了感人的辉煌。
毛泽东为王稼祥说公道话
当然，某些个性鲜明、才性有偏的干部，缺点也很明显，很容易被人看出他们的短处。诸如他们或者清高自负、骄激偏颇；或者刚正不阿，不近情理；或者才情四溢，敢于冒尖；或者执着精进，钻牛角尖。总起来说，不大好使用，不大好管理，有时不大听话。对这样的人才，似也不宜放弃冷落，如果用好了，或有奇效。譬如，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很有才干，但他很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向刘备汇报，“抑其威福”。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才使刘备能够应付时艰，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才干的施展。毛泽东在《资治通鉴》里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显然是同意诸葛亮的处理方式。愿用、敢用、善用这种人才的领导者，总是以宽阔的胸襟接受他们的个性，发挥他们的才性，在他们遭受误解和妒嫉时，能够主持公道。“荆岫之玉，必含纤瑕”。毛泽东1975年有一个著名的批示，道出此中常理：“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看来，不仅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智，用才之能，还要有容人之量。这当中，也包括宽容失败和错误。任何人都不会事事正确，事事成功。个性鲜明，才性有偏者，更是如此。他们犯错的几率比一般人要大，平时暴露的缺点，也比一般人要明显。犯了错误，接受了处理，如果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继续干事业，就有一个怎样看待、鼓励和使用，进而把他们被边缘化的苍凉感转化为往中间挤的热情和干劲的问题。
毛泽东评价王稼祥，该是一个范例。1931年王稼祥初到中央苏区时，曾参与了“左”倾领导对毛泽东的批判。长征途中，在讨论是不是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守敌时，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甚至提出：如果你们非打不可，我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王稼祥立刻回顶道：老毛，你这是什么态度，少数要服从多数。可见王稼祥是很直率坦诚，敢于说话的人。此后大家觉得他敢顶毛泽东，便推举他为新的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参与指挥红军。1945年6月，王稼祥在七大落选中央委员后，毛泽东专门在大会上介绍了一般代表不大知道的王稼祥的一些贡献，也不回避他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接着毛泽东讲了王稼祥在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上的贡献，并说，在这以后，“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毛泽东讲这些，目的是希望代表们了解王稼祥，能够选举他为中央候补委员。
对犯过错误的干部，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他们人生关键时刻，多想一想，多提一提他们的功劳和长处，既是一种容人之量，也是一种用人之道。像毛泽东那样，在选举关键时刻公开把王稼祥做过的好事，一件一件地摆出来，确实让人感慨不已。正是有了这种“不拘一格评人才”的做法，才可能出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早在1933年就说过的那样：“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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