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溪水吟
现在一些人总是喜欢拿大跃进说事。不错,“大跃进”的确有其失误的一面，主要的是公共食堂的普遍推行，加之自然灾害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最后的粮食困难，以至于许多人挨饿，这是事实，无须讳言。笔者没有挨过饿，但我家里人都饿过，并且是饿过后不久，生下我的，以至于我小的时候，还时常可以听到父母和周围的人们谈论那段挨饿的经历。但在我的印象里，对于这段挨饿的历史，谈论者似乎大都只有痛苦的述说，以及对来自上面的官员要求虚假数字，听到真实数字便不高兴的怨恨，但并没有对毛泽东或党的怨恨。有的甚至说，“毛主席也是为我们好”。也有的说，幸好在公共食堂是煮饭的，没有饿到，说起来还脸上还有几点自豪似的。这是颇奈人寻味的。因此，对所谓“大跃进”的问题，简单评价其成败是不可取的，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必须转变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首先，要分清作为“公共食堂”几年的“大跃进”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路线的“大跃进”。前者只是试图全面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建设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起始性探索，只是整个探索战略和过程的一个点；后者则是一种战略。一个起始性探索点出现的问题只是为整个战略实施探路，提供经验，并不能由此证明整个战略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在独立自主之后，不想个赶超的办法，制定赶超的战略，行吗？难道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不成？从“大跃进”到现在，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进行这种赶超的各种探索吗？“GDP”，“跨越式”不是为了发展速度快点、更快点吗？名词和术语的变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中国作为后发的工业国家，不可能不寻求一种更好更快的发展战略和各种方案措施。
其次，即使是作为一个探索点的“大跃进”，也并非只有失败的一面，没有成功的一面，而且成功的一面是主要的。首先，它证明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往和无比的热情，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有利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在这场“跃进”中，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建设积极分子，尤其是妇女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社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是政治探索上的巨大成功。二是工业体系，尤其是以钢铁生产为龙头的重工业体系的建设得以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得以启动，并取得巨大成就，大、中、小型各种水利设施在全国各地得以兴建。在当时农村地区交通十分落后，机械化建设还无法启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人民的热情和肩挑手提的自觉而又十分艰苦的劳动，进行如此多的基础性建设，这是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这是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功。这种在物质条件仍然极为匮乏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现在看来都是使人难以想象和不能不令人兴叹的！如果不信，不妨可以在哪次旅游到那座水坝的时候，站在水坝上沉思沉思。
再次，即使其失败的一面，其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正确地去分析和面对。如果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用错误的方法对待，得出社会主义否定论，则十分不利，必然导致思想的后退。但若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客观分析，不难看到，“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不过是残留在人们头脑中旧的文化观念、存在于政治体制中的旧的官僚体制的残余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事业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从毛泽东的下述文章中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困惑。如：“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在这种矛盾面前，毛泽东采取了积极主动调查研究的态度，但对于一些试图通过政治运动谋取政治私利的人则未必，恐怕更多地是对出现的问题推波助澜。因此，如果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即使其失败的一面，也完全可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宝贵经验。今天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字出官、出数字”，科研成果以论文数量论，学术造假，片面追求GDP，忽视科学发展等等现象，难道不可以从中悟到一些什么？
后人评价前人的事业和作为，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才能正确面对历史，开辟未来，不要总以为自己聪明，前人是愚蠢的，采取简单否定和嘲笑的态度，这样不仅不会使自己比前人聪明，相反，只会似使自己比前人不如还不自知。同样，简单肯定的态度，不敢面对前人的失误也是要不得的。毛泽东不是神仙，他没有一开始就料到观念和体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冲突和由此所造成的可能结果。事实上，在“大跃进”后的一个时期，毛泽东始终面临来自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的两种评价观的挑战，而毛泽东思考的问题则要复杂和深远得多，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伟大之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种艰难的探索，对于出现的问题，最好的态度还是如毛泽东那样“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客观分析，正确面对，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不断解放思想，继续前进，而不是走上简单否定，悲观失望的道路。
愚见以为，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实事求是”是一种方法论，要求不拘成见，不掩无知，但仅有方法论也还是不够的，只有如毛泽东那样，加上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大众的坚定立场，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才能看得深、看得细、看得全、看得远，得出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观点和结论。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
(一九六Ｏ年六月十八日)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4]同意了一六五Ｏ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5]上，主张对一平二调[6]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7]我党的总路线[8]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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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Ｏ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的一部分。
[2]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4]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5]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6]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7]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的译文是：“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8]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
(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Ｏ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Ｏ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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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2]指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见本卷第221页注[2]。
[3]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4]“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5]李世民，即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六二六年至六四九年在位。
[6]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见本卷第165页注[3]。
[7]指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规定的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见本卷第14页。
[8]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卷第48－50页。
[9]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后，错误地在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之后，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做的错误结论也得到纠正。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10]指《郑州会议记录》，见本卷第30页注[6]。
[11]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2]，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3]以后，一九三Ｏ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4]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5]，武昌会议的决议[6]，郑州会议的记录[7]，上海会议十八条[8]，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9]。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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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 讲话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至十三日召开。
[2]指《关于调查工作》。见本卷第240页注[2]。
[3]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4]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调查组分别在广东、湖南、浙江做农村调查。
[5]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6]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7]见本卷第30页注[6]。
[8]见本卷第165页注[3]。
[9]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卷第48－50页。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2]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3]，有麻城的经验[4]，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5]，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6]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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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2]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其中第十项中关于“账目问题”规定：“在处理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旧账，都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结算清楚。”
[4]见本卷第37页注[4]，并参见第36页注[3]。
[5]见本卷第165页注[3]。
[6]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在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注。见本卷第34页。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Ｏ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1]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2]，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 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Ｏ年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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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Ｏ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以及随报告附送的沔阳县委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三日的报告《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和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九日写的《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两个材料。王任重的报告说，看看这两个材料，可以使人早下决心，更坚定地去纠正“共产风”。在全省宣传通海口公社的经验后，大部分县都先后进行了试点，少数县已向面上铺开。为贯彻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开始召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大胆地揭发三年来工作中的问题和错误，然后再作全面评价，目的是弄清真实情况，接受经验教训，使大家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去战胜当前的困难。
[2]指中共中央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
(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2]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3]，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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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2]指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给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和各县委的第四次报告。报告说，我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例如，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发展生产队的经济重视不够；收益分配政策定得不恰当等。第二，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没有把安排工作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对需要考虑多，对可能考虑少等等，因而出现一些违反政策的事。第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对农业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助长了“五风”的出现。
[3]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5]。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Ｏ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12]、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13]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4]，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5]，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16]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17]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18]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Ｏ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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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3]参见本卷第231页注[9]。
[4]《郑州会议记录》，见本卷第30页注[6]。
[5]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仍肯定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做法。
[6]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卷第48－50页。
[7]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33页注[1]。
[8]指一九六Ｏ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9]指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10]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11]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12]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3]陈独秀，见本卷第206页注[7]。
[14]三次“左”倾错误，见本卷第178页注[9]。
[15]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6]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7]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18]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本书第七卷第204－243页。
[19]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