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
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
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
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
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
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
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
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
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
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
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
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
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
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
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
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
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
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
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
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
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
焦虑万分。”[2]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
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
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
“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
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
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
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
针。”[3]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
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
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
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
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
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
极救亡”。[4]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
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
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
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5]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
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
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
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
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
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
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6]十八日，延安召
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
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7]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
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
。“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
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
。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
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
[8]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
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
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9]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
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
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
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10]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
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
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
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
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
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
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
，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
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
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
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
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
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
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
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
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
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
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
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
“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
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
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11]这几句
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
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
‘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
的。”[12]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
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
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
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
、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
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
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
[13]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
，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
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
。”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
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
战”[14]。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
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
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
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
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
。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
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
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
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
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15]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
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
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
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
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
。”[16]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
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
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
最重要的屏障”[17]。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
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
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18]。中共
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
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
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
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
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
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
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
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
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
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
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19]
五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
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
，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
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
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
，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
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
“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
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
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
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
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20]。显然，毛泽东
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
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
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
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
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
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21]。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
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
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
则无功。”[22]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
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
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3]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
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这是卢沟桥事变
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
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
。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
，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
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
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
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
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
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
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
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
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
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
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
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
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
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
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
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
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
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
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
，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
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红军各部已
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
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
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
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
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
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
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
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
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6]根
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
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
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
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
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
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
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
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
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
，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27]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
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
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
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
，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
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
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
胜利。”[28]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
；（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
）；（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
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
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
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
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
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
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
：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
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
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
：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
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
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
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
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
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
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
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
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
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
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
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
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
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
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
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
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
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
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
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
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
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
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
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
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
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
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
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
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
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
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
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
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
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
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
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
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
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
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
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
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
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
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
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
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
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
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
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
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
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
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
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
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
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
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
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
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
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
，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
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
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
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
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
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
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
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
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
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
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
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
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
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
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
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
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
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
），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
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
，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
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
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
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
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
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
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
，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
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
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
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
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
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
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
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
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
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
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
，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
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
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
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
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
，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
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
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
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
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
，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
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
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
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
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注：
[1]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１
卷第１０期，解放周刊出版社１９３７年版。
[2]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
第２００页。
[3]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４日。
[4]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
[5]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９日。
[6]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致叶剑英电，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４日。
[7] 《新中华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９日。
[8]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
５２页。
[9]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１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
术院编印，第１０６４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３４４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３４６、３４８页。
[12] 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１９８
６年７月版，第１１１页。
[13]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８月版，第３３８页。
[14]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１９３７
年７月２８日。
[15]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１９３７
年８月１日。
[16]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转彭德怀、任弼时电，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
[17]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
１５０页。
[18]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
[19]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１９３７
年８月４日。
[20] 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
、任弼时电，１９３７年８月５日。
[21] 毛泽东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１９３７年８
月４日。
[22] 毛泽东、洛甫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电，１９３
７年８月１日。
[23] 洛甫、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１９３７年８月
８日。
[2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７年８
月９日。
[25] 《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 望》
，１９８５年第４８期。
[26]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２月
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27]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
，第２０２页。
[28]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７年８月２
４日。
[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
。
[30]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５５１页。
[31]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７年８月２
２日。
[32]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
，第２０４页。
[33]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７年８月２
４日。
[3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
３７年８月２７日。
[35]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３９２页。
[36]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版，第
１３７页。
[37] 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８日。
[38]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１９３７年８月
１８日。
[39] 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１９３７年８月１
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