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章士钊[1]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4]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2]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3]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4]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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